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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研究報告寫作遭遇“難產”? 解決方法都在這里了

2017-06-30    作者:朱玲
主頁菌語

辛辛苦苦做調研,就是為了“下筆如有神”,但為什么搜集了一麻袋材料,打開電腦碼字的時候,卻總是搜腸刮肚,力有不逮?為什么讀了大量經典文獻,還是兩眼空空?主頁菌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也是愁腸百結,兜兜轉轉問了一圈學霸,得到的答案驚人地一致——“基本功不行”。


那么基本功怎么練?不說具體方法的建議,都是耍流氓。本次推出研究方法系列第三彈——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朱玲老師特意為研究森們撰寫的《實地調查基礎之上的研究報告寫作》,既有提綱挈領的研究路徑指導,也有針對具體問題的tips ,貼心大禮包,送給和主頁菌一樣撓頭寫報告的你……





朱 玲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如今,經過大學本科訓練的青年經濟學人,一般已經具備良好的專業基礎知識。在研究生學習期間,又浸泡于各類高級課程,專注學業的人多半還曾博覽群書,或者閱讀過不少經典文獻。可是,到了寫作學位論文的時候,有相當數量的學生非但難以做到學以致用,反倒惶惶然不知如何入手。這是我從不同高校的博士生來信和他們的開題報告中注意到的現象。此外,在科研項目評審的過程中也時常看到,不少已經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的青年學者雖然掌握了一些寫文章的“套路”,卻難以寫出厚重扎實的研究報告。在國內最近20多年來的經濟學科研成果類別中,以專題調研為基礎的研究報告日益普及。事實上,越來越多的經濟系研究生選擇中國某個特定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采用經驗研究方法加以探討,逐步寫出系列專題研究報告,然后將其順理成章地編輯成學位論文。從這個角度來看,研究報告寫作中的困難和學位論文寫作中的障礙是相通的。為了幫助青年學者克服這些困難,筆者曾多次求教于周圍的科研人員,逐漸認識到,專業寫作困難的根源,在于基本功欠缺,專業訓練不足,寫作不得要領。出于這種理解,以下擬將依據眾人的智慧和自己的經驗,借助案例分析,著重討論實地調查基礎之上的研究報告的寫作能力的培養。首先從自學的角度探討,如何在基本功訓練方面“補課”。其次從教學的角度說明,怎樣有效地組織專題研究培訓。最后,從尋找寫作入門路徑的角度,對構建研究報告的要領加以扼要提示。



基本功訓練

實地調查基礎之上的研究報告寫作,牽涉到整個研究過程,并非僅限于組織文字,因而需要作者至少具備基本的研究能力。在能力薄弱或者欠缺的情況下,只能靠基本功訓練來彌補。我們經濟研究所的趙人偉教授曾將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研究所必需的基本功表述為六個要點,這恰好可以用來探討本文的主題。于是筆者試圖依據自己的認識,從最熟悉的情境中順手拈來一些案例,將這些要點逐一闡釋如下。


(一)奠定堅實的理論功底。經濟學理論首先能夠為研究者提供觀察和認識現實問題的思維工具,舍此無以構建分析框架。其次,它好比高效的“搜索引擎”,有助于研究者針對特定問題,探尋可行的研究路徑和選擇恰當的切入點。有鑒于此,研究者即使面臨不同于自己原有專業方向的任務,也有可能借助縝密的經濟學邏輯這個“導航儀”,盡快進入相對陌生的專題領域。在這個意義上,具有深厚理論素養的研究者多半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和創造性。那些經歷了本科經濟學基礎理論學習和研究生特定專業理論訓練的人,倘若做起研究來依然找不到頭緒,或者落筆之時不知所云,寫出的作品了無新意甚至不著邊際,很可能是欠缺運用經濟理論思考的能力。如此看來,在理論學習中不僅僅是要吸收知識,或者說知道所學的理論“是什么”;更要學會思考,弄清楚理論的內在邏輯,或者說領會理論“為什么”如此構造;還要盡可能透徹地理解和分析,所學的理論是“怎樣”構建和演化而來的。這樣,就有可能把理論的學習和方法的把握結合起來,把知識的吸納和思維能力的培養結合起來。

對此,這里列舉余永定教授和楊春學教授的學習方法供讀者借鑒。余教授20多年前學習再生產理論時寫過幾篇論文,其中有一篇把馬克思再生產模式表達成一個差分方程通過求解和分析來演繹其中包含的內容;還有一篇則用數學表達式概括列寧的再生產理論,揭示計劃經濟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政策與這一理論之間的邏輯聯系。這種做法可以說是用研究的方式學習理論。楊春學教授的做法,更接近于在學習中研究理論。楊教授1995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專門分析“經濟人”與社會秩序的關系。圍繞這一主題,他閱讀了400多篇經典文獻。在論文中,從經濟理論史的角度把“經濟人”歸納為三種類型,又將這三種類型的發展與微觀經濟學的三次重大發現聯系起來,具體考察“經濟人”假說在經濟理論發展史中的作用,同時探討個人利己的本性與公共利益的關系。需要說明的是,楊教授的專業是經濟思想史,其他經濟學專業的學生雖然未必需要如此深入地鉆研這個領域,但是這種把學習和研究結合起來的辦法,無疑有助于個人把握理論的真諦和積淀理論功底。

(二)選擇適當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徑和分析技術。研究方法可分為規范(normative)和實證(positive)兩大類。前者用于研究事物“應當是什么”,后者用來分析事物“是什么”。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學界有不少爭論是圍繞著“應當是什么”之類的問題展開的,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概念理解差異上,各方的立論往往都缺少事實和數據的支持。最近20多年來雖然類似的爭論依然存在,但關于現實經濟問題“是什么”的研究已日益增多,所用的方法和技術也逐漸多元化。在這一背景下,趙人偉老師又把實證研究細分為理論實證(theoritically positive)和經驗實證(empiritically positive)研究。劃分的標準,是研究中主要采用“抽象事實”還是“真實數據”展開分析。“用事實”的一個典型是科爾奈的短缺經濟研究,“用數據”的案例在世界銀行發展報告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報告中比比皆是。至于研究者經常提到的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實質上是從分析技術的角度來對研究方法做區分的。時下在一些以現實經濟問題為對象的課題設計和研究報告中,常會看到作者對所使用的方法做如下表述:“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相結合、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至于怎樣用其中的任何一種方法研究選定的專題,作者并不交待。這很可能是因為作者原本就不大清楚,怎樣針對特定問題選擇可行的研究路徑,并借助恰當的分析工具來“解剖”觀察到的事實,因而只好采用籠統的術語來搪塞。還有一些作者并未忽略研究步驟的設計,但也許分析技術有限,雖然選擇了新的研究領域,卻僅僅是“坐而論道”,缺少扎實深入的分析,結果“唱的還是古老的歌謠”。

研究路徑(research approach)是一個多義的外來詞,它既接近于“研究思路”的概念,又有具體分析方法的含義。研究路徑和分析工具的關系,可用“庖丁解牛”的比喻來形象地解釋:“解牛”的套路如同研究路徑,解牛的利刃好比分析工具。進一步講,我把經濟研究的路徑理解為連結研究對象、理論基礎、分析技術和經濟現象等環節的紐帶或者“通道”。為了便于說明這些環節之間的關系,這里特將Heckman 等人(2003)一篇題為“Fifty Years of Mincer Earnings Regression”的研究報告作為案例加以賞析。Mincer方程(工資函數)堪稱勞動經濟學中的一項經典分析工具,至今依然應用廣泛。Heckman等人的研究報告的主題,實質上是質疑Mincer二方程的適用范圍,并構建更接近于經濟現實的教育投資政策分析工具,因而可以說是一篇探討專題研究方法的報告,其研究步驟可以粗略地表述如下:

第一步,通過文獻回顧,介紹Mincer方程的由來,并在評點其缺陷的同時,提出新的教育投資決策行為分析框架。Heckman等人指出,Jacob Mincer于1958年和1974年分別構建了兩個工資模型,雖然二者的數學表達式相似,但模型所依據的理論框架卻大相徑庭。1958年的模型基于工資補償理論,1974年的模型則基于人力資本形成理論,從Becker和Chiswick構建的一個恒等式發展而來。其共同之處在于模型蘊含的經濟思想:其一,諸如教育和工作經驗這類生產性的個人特征,均可從勞動市場獲得報酬;其二,通過與利率的比較,可以計算出教育收益率從而使人力資本投資最優化。Mincer運用1974年的模型,采用1960年的美國人口普查數據,對就業者的技能價格和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進行了估算。從那時起,Mincer方程成為這一領域經驗研究的奠基石。數量眾多的經濟學家或者用這一分析工具估算教育收益率,或者用它測度工作經驗對性別工資差距的影響,或者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數據,對發展中國家的教育做經濟學研究。2000年以來的一些論著,還用Mincer模型分析不同國家平均教育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對此,Heckman等人強調,1990年以來的一些研究表明,教育導致的工資差別在個人生命周期中并非一成不變,工資、工作經驗和教育之間的關系相應地也在變動之中。以Mincer方程為基礎構建模型乃至簡單套用Mincer方程的經驗研究,大都忽略了該模型的限制條件,即它僅適用于靜態經濟環境。事實上,人們的教育決策并非一生只做一次,而是根據教育的直接和間接成本、稅收、生命周期中的工作期間長短以及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等因素,在不同時段分期做出的。

第二步,采用1940-199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檢驗Mincer方程。計算結果表明,Mincer方程包含的假設大多被拒絕,即使采用Mincer使用的1960年數據,依據檢驗結果,也僅有部分假設可接受,可見Mincer方程只對個別特殊情境適用。

第三步,在一個以Mincer方程為基礎的教育收益率估算模型中,增加學費、稅收、工作周期等變量,回歸計算出來的教育變量系數與內部收益率不再相等,由此進一步確認Mincer方程狹窄的使用界限。

第四步,構建一個不依賴于Mincer方程的非參數模型,用以審視Mincer方程的三項限制條件。在逐一放松這些線性假設的前提下,把1940-199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代入新構建的模型,分別估算與高中和大學相聯系的教育的內部收益率。將計算結果與采用Mincer方程計算出來的收益率相比較,表明Mincer方程低估了實際的教育收益率,這其中,對高中教育收益的低估程度尤甚。Heckman等人以此論證,Mincer方程對個人的教育決策行為和工作周期的線性假設,以及對教育收益和工作經驗收益的完全分割,已經遠遠脫離了現實。

第五步,探究Mincer方程有關經濟環境的靜態假設。Mincer方程的內部收益率計算方法意味著,個人根據當期收入或者固定不變的收入預期做出教育投資決策,或新工人根據老工人當前的工資設置自己的收入預期,因而可使用橫截面數據估計教育收益和工作經驗收益,在這種情境下對樣本人口的分組可稱為當期分組。然而在現實中,人們不斷根據技能價格的變化調整對收入的預期,從而也不斷調整教育決策,由于這種自選擇機制的作用,進入不同教育階段的群體的質量也相應發生變化,這就使不同年代的群體在個人生命周期中有著不同的工資一教育一工作經驗情境。為了表達這種異質性和動態情境,就需要面板數據并對樣本人口按時序分組。由于人口普查數據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Heckman等人采用了1964-2000年期間的美國抽樣人口調查數據作為補充。利用這一數據集,他們分別計算出當期分組條件下和時序分組條件下的生命周期教育收益率。然后用二者之間的顯著差異,揭示采用Mincer方程估算教育收益率所產生的偏誤。

第六步,出于信息更新和傳遞不完全的考慮,在教育收益率估算中添加預期收入不確定性因素,這就使Mincer方程的內部收益率計算完全派不上用場。有鑒于此,Heckman等人構建兩個動態模型,納入個人對教育投資的“序貫決策”條件以及預期收入的不確定性,引入教育選擇值(option value of schooling)這一分析工具,并做出模擬計算。“序貫決策”反映的現實在于,個人完成高中教育后才產生是否上大學的選擇,上大學后便產生是否完成學業的選擇,大學畢業則又產生是否繼續攻讀更高學位的選擇,等等。這一決策過程的條件如同抽簽一樣是外生的,因為是否能夠繼續上學取決于入學申請是否得以批準。而且,每一次“中簽”之后,才會有下一次“抽簽”的機會,每一次未中簽的人則進入勞動市場。在這樣的概率條件下得出的選擇值有如下含義:完成高中教育的部分經濟收益,包括著對增加未來收益機會的回報,即對升學潛力的回報,以及對保障完成更高一級學業和獲取學位的回報。

第七步,綜合討論和解釋上述分析結果并做出謹慎的結論:在人力資本理論形成的年代,不確定條件下的動態決策分析工具尚未得以充分發展。在技術迅速進步的現代經濟環境中,序貫決策和選擇值分析工具應運而生,Mincer方程的內部收益率計算不再適用于評估教育決策。但新生的動態分析工具不僅需要更多的經驗研究支持,而且還需要進一步擴展,以便在考慮預期收入不確定、非線性教育決策、工作經驗與教育不可分、學費和稅收等因素的條件下分析教育的經濟收益。

縱觀Heckman等人的研究,從提出問題到歸納結論的過程,便構成他們的研究路徑;此間使用的計量模型,就是他們的分析工具;構建新模型依據的現代資本理論即其思想基礎;引用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實質上是為構建新的分析框架尋求經驗支持。整個研究過程中的模型審視、統計檢驗、限制放松和逐步添加因素等步驟,都體現著作者的分析技術。可以說,幾乎每一步都隱含著強大的邏輯張力和爐火純青的計量技巧。如此高超的研究水平雖然不易達到,但研究者只要目標始終專一,長期不懈勤奮努力,即使當下只能望其項背,來日也絕非可望而不可即。對于初學者而言,邏輯推理能力不但需要從學哲學的過程中培養,而且需要在專業文獻學習中通過追逐作者的思維邏輯來強化,更要在研究活動中反復練習才能提高。至于計算能力,也只能從數學和統計知識的學習及應用中獲得。臺灣地區的管中閔教授從對數學和經濟學懵懂不解的新人,到精通特定領域分析技術的計量經濟學家,用了整整7年時間。這恰好相當于大學和碩士研究生學年的總和,從而也最恰當不過地說明,“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三)收集和處理中國數據。近年來國內外出版的教科書,幾乎都引用真實的統計數據講述經濟學原理。Heckman等人的研究報告從頭至尾都離不開美國50年統計數據的支持。在我看來,這顯示出經濟學日益靠近現實的一種趨勢。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必然離不開中國數據。這里之所以把收集數據作為一項基本功來看待,一方面,是因為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變化劇烈,需要研究者在各自的專業方向上,對變化趨勢有深切的“量”的把握;另一方面國內統計系統尚未向研究者完全開放原始調查數據,因而社會科學研究隊伍也不得不做這項工作。至于如何收集居民戶和個人數據,我在《經驗研究的關鍵細節》一文中曾經多有涉及,故而不再贅述。

(四)積累對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感。“實感”這個術語很難確切定義,然而又真切地存在。農村政策研究的前輩杜潤生先生就是一位“實感”豐富的人。對于改革開放前的農村缺糧狀況,他并未做過統計。然而談及這一問題,他非常清楚:“國家不得不每年調運救濟糧,因貧困地區交通不便要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掉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因此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另一位典型人物是薛暮橋先生,雖然他沒有對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做具體研究,但是從他對城市職工工資制度的討論中可以看出,他洞悉當時分配制度的特點:“國家對職工的物價補貼和房租補貼,合起來與職工的工資數額大體相等。因此實際上中國實行的是半工資、半供給制。這一判斷,后來在我們經濟所的收入分配數據分析中得到了經驗支持。我理解,兩位前輩這種敏銳的實感一方面來自于他們以往的調查研究,另一方面出自于他們在經濟政策部門工作中獲得的濃厚的信息“熏陶”。我等后學縱使難以“修煉”到如此境界,然則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只要認真關注經濟信息,主動從事實地調查(即經驗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定然也能逐漸細心地感受到現實經濟的脈搏。我在擔任審稿人時,常會看到一些分析工具先進,但與現實中的關鍵變量無緣的作品。這些文章,充其量可以算作數理統計練習,而決非經濟研究成果。余永定教授將此類做法斥為“偽回歸”、“假檢驗”;我則寧可推測,也許這只是作者缺少專題調查、經濟實感薄弱和社會閱歷稀少的一個后果。

(五)順暢的漢語表達能力。漢語是中國大多數人使用的語言,然而即便是漢族當中那些發起議論口若懸河的人,也未必能文從字順。據趙人偉老師分析,有的論文和專著文理不通,多半是因為作者上大學之前沒有打下牢靠的作文基礎。我能想到的一個補救措施,就是每天都寫,習慣成自然。比較實用的練習方式,是圍繞正在研究的問題,寫出自己的思考,記下自己的發言,及時整理、細化以便集腋成裘。發言和寫作是有距離的,精彩的發言可以跳躍邏輯,可是若想寫成優秀的研究報告,就既不可欠缺思維環節,也不能短少文章所必需的零件。所以,把所想所說變成文字并非簡單的口述實錄,而是創造性的勞動。寫出來之后最好請文字功底深厚的同行“指點迷津”,自己再仔細推敲反復修改。曾任《經濟研究》雜志常務副主編的唐宗焜教授不僅對學術作品有獨到的鑒賞力,而且非常講究用詞精準。記得17年前我將一篇調研報告投給《經濟研究》,不久即得到他的指教:一處別字,一處標點符號使用不當。直到今天,我仍然會在完成文稿后請他批評(唐老師也把自己的作品發過來征求意見)。雖說我從未到過“下筆如有神”的境界,目前依舊在遣詞造句上頗費躊躇,但經歷了“筆耕不輟”的訓練,總不至于無法用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當然,并非所有的青年學者都能幸運地遇到唐老師這樣的“文字高手”,但是只要用心與同學和同行乃至非學術圈的人交流思想和文字,注意總結經驗勤學多練,總會逐漸改善口頭和文字表達能力。

(六)良好的英文應用能力。在這里,強調這個語種主要是出于文獻回顧的需要。當前國際學術組織的出版物和國際會議往往把英語作為工作語言,因此,掌握這門語言就如同獲得一把打開國際學術交流之門的鑰匙。就第一外語并非英語的中國學者而言,即使在英語聽力、口語表達和寫作方面不熟練,如果能迅速瀏覽英文專業文獻和精讀經典原著,對于把握學術動態,了解新理論和新方法,自然不無裨益。經濟系的研究生如果在掌握基礎英語之后,認真研讀那些與自己的學位論文相關的英文文獻,就可使文獻回顧和專業英語學習相結合,取得較高的學習效率。至于已經進入教研機構的青年學者,如果注意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多聽多說多寫,必然有助于全面提高英文水平。

上述要點并未涵蓋一名經濟學人應有的基本功的全部內容,也不意味著未具備上述功力就不可動筆。絕大多數學者的寫作,都會經歷從粗糙到精謹、從普通到杰出的過程。基本功的訓練是無止境的,學生在校期間就要樹立起終身學習的理念研究報告的寫作,本身也是“從研究中學習,從學習中研究”的一種方式。報告本身是作者綜合能力的體現,厚重的作品需要廣博的一般知識、扎實的基礎經濟學知識和優良的專業經濟學知識結構為基礎。這就要求單個學者時常檢視自己的知識結構,縱然不必“每日三省吾身”,也要根據研究任務需求和個人知識缺陷補課。至于資深研究人員,更需要揚長補短,繼續學習。看看前輩京劇藝術家生命不息練功不止的案例,研究生導師沒有理由以為基本功訓練只是學生的事情。在此,我推崇的是中國文化中“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傳統,而絕少考慮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率。


專題調研能力培養

基于終身學習的理念,基本功訓練和專題調研能力培養并不能截然分開。不過從專業研究的角度來看,兩個階段的側重點畢竟不同,后者更加強調“實戰能力”。一般說來,教師的責任不外乎“傳道、授業、解惑”。具體到我們經濟所這樣的科研機構,我認為學術帶頭人或研究生導師的責任,除了必須將職業操守傳授給新人,主要還在于引導研究方向,創造研習氛圍,培養后生的思考和動手能力,激發研究所、研究室或課題組的科研熱情,采用“干中學”的辦法為執行科研項目而強化團隊專題研究能力。這里對團隊能力建設的偏重,一是因為采用小組學習的方式有利于成員之間取長補短;二是因為做學問就意味著又學又問,為此至少需要維護一個學術社群,讓大家在相互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三是重大科研項目的質量取決于團隊的整體科研能力,而非個別“明星”成員。所以,本節主要從教研的角度,探討專題調研能力培養方法。


第一,選擇研究題目。這對經濟學新人是一個困難的門檻,最好由“師父引進門”。在我審閱過的博士論文中,有些選題缺乏新意,有些選題大而無當,有些選題冷僻高深而作者學力不逮。我猜想,這或許是緣于欠缺有效引導之故。我在斯圖加特讀書期間,研究所的教授和助手們時常設計一些小題目,專門交給本科生做畢業論文,同時也會為博士生提供選題建議。在研究所讀學位的便利之處,在于新人可以分享現有課題組選擇研究方向和支配調研資源的規模效益;導師可以在執行研究項目的同時,培養研究生的問題意識,根據他們的個人特長和興趣因材施教,并引導其選擇具有創新前景而又通過努力能夠如期完成的論文題目。

第二,明確專業經濟學研究領域。每一項研究專題實質上都有特定學科或交叉學科背景,若要使課題組成員具有通用的專業“語言”,或者預防科研新人在起步階段不著邊際,就需要在項目執行期間對課題組進行學科培訓。為此,簡便易行的辦法就是“參與式學習”,參加者輪流講授并結合小組討論。自2006年秋季始,我旁聽了本所發展經濟學研究室組織的勞動經濟學講座。無論是研究人員還是博士生或碩士生,利用同一教材及與之相關的幻燈片,每人講解一章。作為“搭便車者”,我觀察到這樣做的明顯效果,在于既能刺激每位授課人的積極性,又可使所有成員享受分工合作的好處。

第三,專題理論框架和分析技術培訓。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也是本文上一節重點討論理論學習和方法訓練的原因之一。如今的經濟系研究生往往了解現成的乃至前沿的理論,多半也不乏計算能力,尤其是利用已有統計軟件和計算程序的能力,其“軟肋”不但出現在對中國經濟現實的觀察和理解上,而且也常常顯露在“串聯技術”即研究路徑選擇和邏輯推理方面。強化這一環節的辦法,一是精讀和瀏覽相結合,大量研讀專題文獻。前面提到的勞動經濟學講座團隊從網上搜尋了200篇左右的文獻,我雖尚未瀏覽許多,然而己從精讀Heckman等人的研究報告中受益匪淺。二是運用學到的分析工具和真實數據做練習。2006年,我們農村醫療救助課題組派去參加國際扶貧中心培訓的學員,都曾用培訓專家Nanak Kakwani先生講授的分析工具和帶來的巴西數據做練習。從他們回所后轉而培訓課題組其他成員的情況來看,上述練習不失為效率較高的培訓方法。三是激勵研究生創造性地做作業。出于我們“和諧社會理論”課題組衡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需要,我找到Anthony F. Shorrocks(1999)一篇關于“Shapley分解”的論文,交給一位數學基礎堅實的博士生閱讀。他鉆研數日后在課題組做講座,不但梳理了其中的數學邏輯,而且闡明了數學公式中的經濟學含義,還用自己選擇的數學工具對原著中作者表達含混的地方做出改進。更可喜的是,這種講座方式除了促使作業者深入掌握分析技術外,還能通過主講人的出色表現,激勵其他課題組成員跟進,可以說是產生了專業培訓中的“激勵乘數”作用。

第四,實地調查準備。以實地調查為基礎的研究報告寫作,必然以深入的現場觀察、訪問和輔助資料收集為前提。為此,需要調研人員在進入現場前盡可能做好案頭準備工作。最簡單的途徑首先是邀請熟悉特定專題和調查地點的人士做講座,從而獲得專題背景信息。其次,閱讀專題文獻,提出調查問題。再次,設計調查方法和調查提綱。最后,盡管調查提綱或問卷經課題組討論產生,有鑒于新手進入現場屢次不知所措,還是有必要為整個調查隊伍設置“規定動作”并提供實現“自選動作”的可能性。例如,農村醫療救助課題組下鄉調查之前,我們經濟所和農業部農研中心的研究人員一對一搭配分成四組。在準備階段,由課題主持人對走訪機構、調查對象、交談問題等做出統一規定。之后每個小組分赴兩個縣調查,在獲得規定信息后均可酌情收集附加信息。這樣,在調查結束時各小組之間既有共同的話題交流,又能在滿足整個課題組基本信息需求的前提下,寫出各具特色的調查報告來。

第五,現場調研培訓和“單兵教練”。在課題組成員的調查主題各不相同的情況下,有必要組織課題組現場培訓。從召集成員和及時解決問題的角度看,這是一種能夠有效節約組織成本的方式。一方面,針對每一個調查現場的特殊性組織即時交流,有利于借助集體的智慧處理單個成員遇到的難題;另一方面,這種培訓有助于每個成員把握總體研究框架,明了各自承擔的題目在框架中的位置,以及不同題目之間的關系。這樣,整個課題組才有可能在分工合作的基礎上,寫出邏輯一致的系列研究報告來。至于“單兵教練”,是指為每一位新手配備“師傅”,隨時在現場指導新手設計和調整調查方案,并幫助解決具體困難。

即使在實地調查結束之后,課題組也有必要在共同研討每一位成員的寫作提綱和研究報告的基礎上,保持單兵教練的做法。研究隊伍實行老中青相結合,既能促使教學相長,也有可能調動不同成員的知識或經驗特長,通過優勢互補強化隊伍的“合力”。波肖门尾图库印刷区片-波肖门尾图库54koccm-波肖门尾彩色印刷区在我領導的課題組中,每位研究生都有一位博士作為聯系人。這樣做的原因主要在于,科研機構的研究生遇到的情況與我留學的時候有些相似:沒有或者缺少同學。如果有個年齡相近的過來人給予指點和聯系,就不至于剛入門就“找不到北”,或者遇到種種小麻煩沒處說話。對于跟研究生保持聯系的博士而言,一方面這將有助于他們盡早取得指導學生的經驗;另一方面,培養和維護一項專題研究“品牌”,需要一支相對穩定的科研隊伍“長期作戰”,故而有必要在課題組內部做好不同年齡梯隊順暢過渡的準備。當然,在這樣的組織結構中,對于研究生學位論文題目的選擇、提綱的架構和研究路徑的確定等方向性事務,導師決不可放任自流。



寫作提示

基于實地調查的研究報告類型多樣,從寫作目的來看,既有政策取向的,也有學術取向的,還有兩種取向混合的種類。就混合型而言,初學者可以先從主題單一的調查報告寫起。這一體裁容易掌握,寫出的文章可形成經驗研究的初步成果。此類報告的讀者對象,多為政策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政府職能部門的官員,以及對特定領域感興趣的公眾。為此需要作者至少把握三個要點:第一,集中一個問題,抓住一條線索,講清報告主題的來龍去脈;第二,用實地調查獲得的信息來突出調研地區的特色;第三,有故事、有分析、有基于調查信息分析得出的結論,避免空泛議論。


依據“先易后難”的原則,新手在寫作調查報告的基礎上,即可嘗試寫作題目具有延伸性的研究報告。它與學術刊物論文的明顯區別,首先在于讀者對象略為廣泛,除了特定專業的教研人員和學生,還有政策研究者。其次在于,篇幅限制稍顯寬松,若不考慮發表于特定刊物,甚至可以恣意揮灑寫成專著。這樣,它既可作為研究項目最終成果的組成部分,又有可能改寫成學位論文。這里強調“改寫”,是因為學位論文的讀者多來自學術圈,作者必須以此接受答辯委員會對研究生學業的“綜合檢閱”。因此,以實地調查為基礎的學位論文還需要體現作者在基礎理論和分析方法方面的基本功,并且能夠展示新發現和創造性。我理解,研究報告的寫作并無固定程式,因而以下只是根據個人的經驗,針對常見的研究報告缺陷,以及研究生學位論文寫作中遇到的困難,扼要討論進入寫作之門的辦法,而非探究“寫作入門”本身。

1.總體設計和導言
研究報告的導言雖然位于篇首,卻并不一定是寫作過程的開端。它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一是說明研究對象,二是介紹研究路徑,三是簡述篇章安排。恰恰是研究路徑,往往會在研究過程中發生變化,因而即使作者從這一章節起步,很可能在完成報告后還需回頭來改寫。所以,研究報告的實際起點是總體設計的寫作,這一部分最終將構成導言的主體。就總體設計框架而言,Heckman等人的研究報告仍不失其典型意義。它始終緊扣既定的研究主題,不僅在分析現存研究路徑的基礎上清晰地展示新的路徑,而且還以高屋建瓴的氣勢,在對近50年美國經濟現實的觀察中引申出自己的創見,運用豐富的數據、嚴密的邏輯和嫻熟的計量技巧來論證這些發現,然后以抽絲剝繭般的功力對分析結果做出縝密的解釋,末了又在討論和歸納研究結果的同時點明其中的政策含義。這些步驟,恰好都是研究報告必不可少的構件,即使添加了實際調查這一因素,報告的一般框架也大抵如此。基于這一理解,我把框架構建的學習要領提示如下:

研究報告的框架實質上取決于研究項目的設計。對于博士生,這個設計就是開題報告。此類設計通常會使尚無研究經歷的學生焦慮不安。其實,最簡單的入門方案就是找到既定研究領域中處于領先地位的論著,鉆研其中的導言或緒論。例如,若是選擇了與農民工有關的研究問題,可以在寫作前參閱蔡昉教授為《中國轉軌時期勞動力流動》(蔡昉、白南生主編,2006)一書所寫的緒論。其中,第一節“勞動力流動研究面臨的任務”,可以視為對研究背景的陳述;第二節“在研究上我們究竟走了多遠”,顯然是在文獻回顧中展開這本書的內在邏輯框架;第三節,“勞動力流動的發展和制度變革眼光”,以及末尾的“結語”,則著重表明作者的研究視角和對該領域研究趨勢的展望。

還有一個課題設計的“路線圖”可供初學者參考,那就是基金會的研究項目申請表。只消順序回答其中的問題,就能水到渠成地完成項目設計。例如:研究主題(做什么?);目的(為什么做?);研究路徑(在同一領域或主題上前人已經做了哪些工作?還有哪些留待進一步研究?注意:把研究主題分解為逐步回答的問題,說明采用何種研究方法與分析工具回答每一個問題);預期研究結果(outcome,對研究問題將會給出怎樣的答案);預期產出(output,即成果形式);預期影響(impact,即研究結果和產出的作用)。如果項目設計書或者研究報告的導言沒有闡明作者想干什么,怎么做,就意味著作者思路不清楚,或者未能建立一個清晰的分析框架。

此外,“模仿”也許對任何一位新手都是可行的入門辦法。21年前,我在做博士論文設計的過程中,曾多次求教于來自德國北部Kiel大學的“新科”博士Beatrice Knerr。雖然我與她的專業方向不同,但是因為原本就帶了一腦子中國問題去留學,所以不難選擇研究題目,難的是不知道項目設計的套路。因此,借鑒她的學位論文結構,我便很快寫出研究對象一節,并提煉出一個標題:“中國農村改革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然后,根據導師Erwin Reisch教授的建議,選擇經驗研究方法。接著,找到一本剛剛出版的博士論文當參考書,因為作者與我同校同系同專業而且以一項經驗研究獲得學位。我就參照他的抽樣調查規模和分析步驟,照葫蘆畫瓢地設計了一個包括實地調查方案在內的研究路徑。最后,把這些部件用三頁紙的篇幅組裝在一起,請Beatrice對德語表達做了修改,又跟導師手下的博士Litzka先生逐段討論,改進調查方案。結果是,導師找我面談一次就順利通過項目設計書。事實上,學者做研究頗似京劇演員學戲,先是簡單模仿師傅,尋求唱念做打皆“形似”。后是循序漸進,“化有形于無形”,向“神似”接近。末了,在持續不斷的探索過程中“漸入佳境”,形成自己的風格和特色。不過,這并不意味著研究者在初學階段就放棄對創新的追求。為了能寫出新意,在論文設計之時就要琢磨如何使自己的研究與模仿對象不一樣。我做學位論文時的想法,就是盡可能采用第一手資料,分析選定的中國經濟問題,全篇突出中國特色。這樣,即使不采用前沿方法,只要能從實地調查中采集新資料,就能保證論文“有所發現”。

導言中的篇章安排,一般與研究報告的目錄相對應。如今國內有不少專著和學位論文,似乎都在依照教科書的體裁編排章節。問題是,這些著作的章節僅僅是在形式上有關聯,相互之間卻幾乎在邏輯上無涉。這很可能是因為作者并未以研究主題為“紅線”,提綱挈領地抓住一條貫穿于全文各個部分的邏輯通道。我認為,每一個研究主題都由一系列邏輯環節組成,章節的安排就是由這些環節決定的。倘若脫離了這一內在的邏輯關系,即使排列了許多章節,那也就是羅列了一堆文字而己。


2.描述和分析
導言好似戲劇的序幕,此后劇情即正式展開,那就是圍繞主題,按照研究路徑的設計,逐步探究從主題分解而來的次一級問題。首先,需要描述問題是什么。描述手段既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統計,還可以是二者組合的圖表。總之,只有通過描述,才可能在文章初始階段即刻畫出問題的歷史和現狀。Heckman等人在研究報告中的第一步,即對Mincer方程來龍去脈的表述,做的就是這項工作。其次,必須說明現狀為什么如此,這就構成了分析過程。仍以Heckman等人的報告為例,從第二到第五步,即模型審視、統計檢驗、限制放松和逐步添加因素,就構成主題的分析部分。

有些青年學者也許是看慣了學術刊物上那些極為濃縮的論文,即使做過實地調查,寫起研究報告來一上手還是引入數學模型,推演計算一番,得出結果后卻無話可說。因此,寫出文章要么缺靴少帽兩頭單薄,要么有骨架無血肉了無生機。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把收集來的資料幾乎不加取舍地陳列出來,洋洋數千言,然則離題幾萬里。對于遭遇“文字表述瓶頸”的人,建議回顧項目設計書,寫作時不斷問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與研究主題有什么關系?使用哪些數據和非數字資料說明問題?為何要設計公式?為什么而計算?如果計算之后不能揭示數據背后的關系,那數據僅僅是數據。有了對數據含義和計算結果的理解,數據才能變成加工過的信息。作者一旦站在讀者的角度上考慮,可能就會沿著人類認識事物的一般軌道,一步步揭示研究對象的內在邏輯,用寫作的形式描繪個人思考的軌跡,傳遞用自己的思維邏輯串聯起來的信息。

對于使用資料“跑題”的人,建議在寫作之前根據提綱把文獻和調查資料分類做上標記,引用時問問自己,從文獻資料中發現了什么?為什么要選擇這一份而不是另一份資料?如何用它說明問題?怎樣用它支持自己的判斷?總之,作者必須明了如何用研究主題“統領”文獻資料,而不是任憑自己的思維被文獻資料牽著走。對此,一個可供觀摩的范例是《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一書。作者Pierre-Etienne Will(漢名:魏丕信)寫作此書時,擁有明清以降甚至宋代的救濟救災文獻,然而他僅僅選取那些足以說明國家救災能力的資料,例如當事官員的奏折、皇帝的批示、官員幕僚的日記和專著等等,以極其簡潔的文字,重點勾勒出雍正、乾隆時期以政府為組織中心的救災救濟制度,以及這一制度運行中皇帝、官員、鄉紳、災民等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社會關系。可以說,當一個作者面對汗牛充棟的資料不知如何取舍時,也許瀏覽一下優秀的歷史學著作就能看見“隧道盡頭的亮光”。

3.解釋討論及總結
對分析結果進行解釋(interpretation)和討論,闡明這些結果的含義,往往是研究報告中展現創新見解的地方。在Heckman等人的報告中,第六到第七步便是如此。如果既未交代清楚研究主題的來龍去脈,做完描述和分析又缺少解釋和討論,那么無論在動筆之前已經完成了多么富有創造性的工作,也難以被讀者所認識。而且,研究報告的結論還會因此而黯淡無光。對于不知如何解釋和討論分析結果的新手,建議閱讀李實教授撰寫的西藏地方財政考察報告。他在分析中發現,近年來中央財政補助不斷增加并未使縣際財力差異顯著縮小。對此,李教授用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討價還價、地區內部的“軟預算”財政制度,以及財政補助在縣際之間的分配機制,來解釋這些發現。可見,解釋和討論靠的是計算以外的功夫,這在本文第一部分已詳加提示。

從研究報告的分析、解釋和討論中引申結論,乃至最終寫出論文提要,是對作者的歸納能力和毅力的考驗,因為到了這個時候,多數人的精力和體力幾乎都墮入“強弩之末”的狀態。可是結論和全文總結對整個研究報告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研究者稍加松懈就可能功虧一簣。因此,只能堅持到底,傾心盡力“畫龍點睛”。一個能夠減輕最終寫作壓力的辦法,是在寫作過程中分段總結。這就如同登山,可以一路看風景,同時在不同的階段歇一會兒做個小結。到了全篇文章的結束階段,作者就不難用同一邏輯把它們串聯起來,并基于對所有小結的綜合而更上一層樓,在文章末尾抵達“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境地。在此,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堪稱典范。

研究報告初稿完成后,最好送給同行批評。作者則不僅要反復揣摩立論、描述、分析、解釋和結論等構件是否布局得當,以及各組成部分是否有重大缺陷紕漏,而且還應靜心審視分析手段的局限、計算結果的偏誤、資料出處的忽略、文字表述中的病句和錯別字等等細節。在遵守交稿期限的條件下,縱然做不到對作品千錘百煉,也應反復修改,力求從內容到形式都盡善盡美。研究生即使不打算畢業后做科研,對學位論文的寫作也必須全身心投入,盡可能在自己現有的能力水平上把它做到極致。這是一種生活態度,對于日后從事任何工作都有益。況且,研究生也只有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迸發不屈不撓的實踐精神,才可能寫出質量優良的作品來。至于立志終生投身于經濟研究的人,那是要一輩子如此的。


結語

本文之所以重點討論經濟學調研和寫作能力的培養,而不是開列寫作方法“指南”,一是因為經濟學領域寬廣無垠,筆者作為科研人員,眼界和經驗必然限于特定專業方向,必須盡可能避免用一孔之見誤導讀者。二是因為研究和寫作并無固定程式,筆者作為教師,不應用“八股文”一般的套路來束縛學生的創造力。三是因為研究方法的掌握蘊含在能力培養的過程之中,從教研管理者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經濟學新人,只要獲得了基本的研究能力,就不至于在面臨寫作障礙時感到遭遇的困難無法逾越。


本文發表于《經濟研究》2007年01期,歡迎分享轉載,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公號: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中心 (publicpolicycass);封面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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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周彥 傅婧琳

公共政策 | 專業客觀 | 新型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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